口述上财“四史”|程桂芳:关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一些回忆

发布者:谷紫藤发布时间:2020-12-26浏览次数:10

编者按

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。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,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,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;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、薪火相传的奋斗史,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、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,是我们开展“四史”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。通过“上财人的四史故事”系列,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,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,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、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。

口述者:程桂芳

口述时间:201859

口述地点:上海市程桂芳校友家

人物介绍:

程桂芳(1928—),江苏武进人,1947年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合作学系,1951年毕业后留校工作,后被选送至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学习。曾任学校经济学院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,教授。


程桂芳(201859日)

问:您当年怎么考进咱们学校的?

我考进学校可能也是偶然的,因为从我家庭经济条件来讲,我也不可能读大学。我家里的经济情况原本还可以,抗日战争爆发以后,日本鬼子在我们家乡把我们整个房子都烧掉了,那么经济情况变差很多。我母亲生的女孩很多,就把我们当男孩养,她很开明,女孩子也要读书。她那个时候跟我们讲,高中毕业以后你们就去工作,因为当时女孩子读大学是很少的。她提出个条件,就是你要考到国立大学,那么你们就去读,考不上那就参加工作。这样的话我就到上海来考大学了。我首先考的交大。我坐车去交大,因为我农村来的,晕车,到那呕吐了,我人都不行了,到了考都没考,就回来了。我一个姨妈家在虬江路靠近中州路,他们说附近有一个国立的商学院,是不是可以去试试看?我就去考了,报了银行系,结果我考了之后觉得自己考的也不行,我想没希望升大学了。我家就在老家托人找了一份工作,去做乡下小学的老师,一个月给我两袋大米。我妈听说两袋大米,说也好,两袋大米可以补充家庭收入,我也不用他们再负担生活了,那么我就去了。大概不到半个月,家里人看到报纸上发表有我的名字,说你考取了国立上海商学院,你去读书吧。我听见也很意外,我说不会是我,是不是同名同姓的人?他说不是这样,考的银行系也是对的,是你啊。当时我也蛮高兴的,我说回家跟妈妈讲,她当时也高兴的,她讲能考进去都不容易,没有多少人,你还是去读书吧,那么我就去了。

问:您能回忆一下当年在学校读书的情况吗?

1947年考进去的,四年大学时间是解放以前两年,解放以后两年。那个时候我们的校园,女同学是住在中州路,地方很小的,一栋楼就是教学楼,有一个游泳池,我们女同学就住在游泳池的一个更衣室里面。我们所有的女同学都住在里面,几十个人,我是住在上面的。吃饭的话,伙食还可以。我考进来是读银行系,刚开始都是理论,因为没有感性知识,很抽象,我也不喜欢,我也听不懂。那个时候的教材用的都是英文版,比方说会计accounting里面,数学公式比较多,好读一些,经济学方面的书,都是文字和思维,就比较难,就得使劲看。商学院当时教育还是蛮严格的,很多老师上课的时候都要提问,我最怕叫我起来。他一下子开始叫名字,讲不出就前面一个后面一个,点到我了,我站在那儿魂都没有了,因为我没经历过这种情况。讲不出来通常很痛苦的,后来他说坐下,我才坐下。反正到后来自己考的成绩也不太好,不及格的蛮多的,有几门课程不及格,有的课还可以,那么就这样一直读到二年级。

国立上海商学院校门、游泳池、女生宿舍和教学楼(1947年)

问:您对当时校园内的地下党活动和进步学生运动有了解吗?

当时的话,我这个人是不问政治的,反正不参加,两耳不闻窗外事。我们有些同学们像龚浩成,还有何克明,他们当时很积极。但是具体怎么样,我也不知道。一直到1949426日大逮捕的时候,我记得是晚上,我们女生已经睡觉了,国民党反动派那个警车就突然开进我们学校。当时车子进来喇叭一响,一下子全校的电灯完全就没有了,大家吓得不得了。国民党军警来了之后,到宿舍里面去一个个用手电筒照脸孔,他们大概是掌握名单的,找到那个同学就抓起来拉到车子上去了。我们是吓得都钻到被子里面去了,也不敢出来。后来把这些同学抓回去之后,关在一个中学,那个时候国民党抓人抓的特别多,里面都满了。通过这个事件,我受到一个很大的教育。我觉得国民党政府太黑暗了,抓的都是我的同学啊,那么自己这个时候好像开始关心政治的事情了。

问:那您为什么从银行系转入合作系呢?

因为我在银行系的时候,有一个担心,毕业后就业怎么办?那时候都说毕业即失业,而我家庭负担重,又找不到能够介绍工作的人。后来上海解放了,认识了合作系的老师,他说你到我们合作系来,可以保你有工作,我听了就很高兴,保证有工作是多好的事情。自己当时实际也很幼稚,并不了解解放以后社会是怎么样,他当时这样讲,我就想着银行系是资本主义的,合作系是社会主义的,那么干社会主义总不会错。这样一起转进合作系的还有好几个同学。

问:合作系的教学情况是怎样的?

这个合作系呢,其实我们国家一直是没有这个专业的。我们去读的时候,教材没有,大纲也没有,老师也很少。除了英语、会计这些共同课,没什么专业课好读,怎么办?姚耐院长讲我们的办学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,我们现在既然没有大纲,学生先到农村去。那么我们先是在学校里学了一些东西,后来就下乡了,下乡由华东合作管理局负责,当时负责人是罗虔英,后来院系调整又来到我们财经学院的。目的地在镇江下面的一个合作社,哪个县我都忘记了。从上海出发到镇江,镇江再乘船到那个地方,下船身上都痒的不得了,好多人都发现有虱子。在那个地方待了不短的时间,跟着他们华东合作管理局的同志,白天挨家挨户访问,到晚上大家研究讨论,这样搞了一个多学期,后来就回来了。当时我们开玩笑说,我们要不要把虱子放到一个名册里面,给姚院长看看,回去真是带着这个名册姚院长看了,说:“好,你们到了那儿,这是给你们讲的第1课,教你们认识我们中国广大的农村,他们农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”。确实我受到了教育。当时觉得我家里面经济条件不是很好,但是跟那个地方一比的话,简直还是天上地下。那里老百姓根本就没什么吃的,都是野菜这些东西充饥。但是真的说在合作系学到什么具体的知识,我觉得收获不大。

问:您1951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的情况能回忆一下吗?

毕业以后留校,学校有安排和计划的,毕业之后我就留下来在合作系当助教。当初留在学校里,我觉得蛮好的,我一个农村孩子到了大上海高等学校工作,好像也挺骄傲的。但是当教师我不大想当,我这个人怕难为情,因为教书要站上讲台,本来想好的我怎么讲,一上去一开口讲了一句,下面都忘记掉了,难堪的不得了。我和领导说,我不行我不能当教师,处长说哪有人一生出来就能上课,你以后多讲讲就好了。于是我就留在合作系当教师。后来,全国高校开始搞思想改造,首先是配合抗美援朝,提出打破“亲美、恐美、崇美”思想。因为当时的老教授从美国回来的比较多,崇美思想也比较严重,这样一来就把我抽出来,抽的青年教师是我,还有一位老教授,陆晶清。我们两个人,她是正组长,我是副组长。我反正年纪小,当时他们发言的时候我就负责记录,晚上就把材料整理再提交讨论。姚院长那个时候年轻,中年吧,看到他晚上一直开会要开到十一、二点钟,听取汇报。那段时间就是每天白天开会讨论,晚上汇报,我当记录。参加汇报主要都是老教授去,这样搞了大概是有半年多。

担任上海财经学院院长时期的姚耐(1950年代初)

问:请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的情况吧。

我记得是有一次开大会,姚院长坐在我后面,我一看是姚院长,赶紧和他打招呼。他说我送你到人大去好不好?我说太好了,什么时候走?他说明天走。我没想到明天就走,去人大读书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,而且他通知我的时候我也很高兴,主要是觉得当老师知识不够,大学没学到理论和知识。他们把我送到第四人民医院体检,就在山阴路旁边,北四川路医院里面检查下来也没什么问题。我一回到学校就整理东西,第二天就走了。去的时候大概已经是195210月下旬,我们大概有10个人一起过去的。那个时候人家讲你们上海来的都是资产阶级小姐。所以,我们去的时候一到北京,下车就去买了列宁装和帽子,军装就穿上了。至于饮食习惯不一样就更明显了,比如我在北京第一次吃到什么叫牛百叶。那时候人大也才成立不久,校长吴玉章是我们党的元老。我们在人大主要是上几门课,第一年主要是学党史,还有政治经济学,到第二年开始学专业课了,合作社理论、农产品采购等,1955年毕业。那个时候合作系的合作社理论与历史就是苏联专家科科列夫讲的,他上课都是用俄文讲,有个翻译,他讲一句翻译翻一句,我们记也记不下来,因为翻译讲话也很快。等到1955年毕业也就是在马列主义方面打了一些基础,并不是很完整。毕业后我就回到财经学院了,那个时候我月工资是945毛,我挺开心的。

程桂芳的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(19557月)

问:1955年从人民大学毕业回来后的工作情况是怎样的?

回来以后就利用在人大的学习笔记开始备课,把苏联专家的话和自己的体会结合起来。结果我回来刚好合作系没有了,并到贸易经济系了。我在系里上了好几门课,合作社理论与历史、农业经济,还有贸易计划。再后来我转行了,因为觉得讲贸易理论后面还是要讲政治经济学,我后来就主要搞政治经济学了。那时候政治运动很多,思想改造结束又有“三反”“五反”,后来又是“整风运动”,搞“大鸣大放”,接着又是“反右”,几乎没停过,我也经常被抽调出来搞运动。老实说,我的业务工作那几年没时间抓,大部分时间都是搞运动。后来等到1958年学校合并进上海社会科学院,我也在那做教师,再后面1960年我就跟着我爱人调去南京了,他原来也是学校保险系的同学,后来“参军参干”去了空军工作。我就调到南京师范学院马列教研室,搞政治经济学。我在南京师范学院待了4年,1960年去的。1964年他们部队调到上海来,结果我又调回了上海,回到财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。后来我就一直教政治经济学,一直教到退休。

问:回到上海后的情况您能回忆一下吗?

回到母校后,叫我去教政治经济学,教了大概一个学期多。学校里面又有安排,派老师去搞“四清运动”,我就被派到南汇的一个镇上,搞了一年不到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,就把我调回来。后来就停课闹革命,大家不上课了,都开始贴大字报。后来1972年,学校被撤销了,老师都被拆分到不同大学,我、还有十几个人就被分配到同济大学,还是搞政治经济学。同济大学对我还蛮好,我自己教学也有些心得,还编写了一些小册子。后来财经学院要复校,他们叫我回来,我自己想我还是要回去,因为我是财大出来的,还想回到母校,后来我就回来了。我1978年底调回财经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组。1980年代,学校决定成立经济系,我又到经济系,担任了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,一直到退休,我1995年退休。

上海财经学院筹备组从同济大学调回教师名单(1978年)

问:学校复校初的情况您能回忆一下吗?

刚刚复校很困难的,就在369校区那个小地方。我们教师合用一个办公室,我们教研室20多个老师,三个人一张桌子,一个人一个抽屉放饭盒,一张桌子要五六个人轮流用。姚院长有时候跑过来看看,说这生产关系已经适应不了生产力了。后来就提出建设国定路校区了。还有就是连教材都没有,没有一个适合于我们专业的教材,都是比较一般性大类的教材,好像不大适用。后来就决定根据我们的特点自己编教材,大家分工,一共编了3本,都是为了适应经济系的教学教材,跟以前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。那个时候教学工作量也很大,一个是我们本系的课,还有劳动经济学也有课,全校的政治经济学,还有夜大学的课。因为政治经济学是我们财经学院所有学生的必修课,最后都是大班课,甚至5个班级在一起上,我记得最多的时候有250个学生,大教室上课,嗓子都吃不消的。

上海财经学院经济学系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编写的《政治经学讲义》(1981年)

问:您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学校的教学还有什么印象特别深的吗?

首先是教材不断完善,我们搞了三本新教材,现在看起来跟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还是很大差别,当然体系也不一样,这个都是我们自己完成的。教研室还有备课活动,每一门课每一讲我们都要备课的。除了教学还有专题研究,每个人都认一个专题研究、写论文、进行学术讨论。还有,我们的经济系政治经济本科专业进行教改试点。教改就是教师搞启发式教学,注意提问主要是讲重点难点;另一方面就是国际上有新的消息、新的知识我们要及时补充进去;还有第二课堂,学生会有一些自学的任务。后来我们老师还带学生参加生产实践、社会调查。当然,那个时候最基本最核心的还是教学任务。主要就是这些。

(供稿、供图:陈玉琴 审稿:喻世红 高冰冰  编辑:谷紫藤)